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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 王中山:我的古筝情,我的中国梦


第七届华乐论坛获奖者自述系列展播


王中山


我的古筝情——筝鸣岁月且滋味


生命是一条河,在不断向前流淌的时候,总有那么一段令人难忘的闪光的记忆,形成一个个碎片在脑海中来回翻转。每至夜深人静,其情愈切。古人云:“慎行不忘严师志,处事常存教化心”。此刻,在构思“新绎杯”获奖感言之际,于安静的一隅,指尖轻触琴弦,渺渺琴音唤醒尘封于岁月中的故人的音容笑貌,万千往事历历在目浮现眼前,词不忆,且滋味。


每年的大年三十,我都会遵照老家的习俗,寻一处干净的十字路口焚烧纸钱以寄托亡灵。除了拜祭父母,那些纸钱上还恭恭敬敬地写上已故恩师们的名字。人之相交于情当重情,对于那些帮助过我的人,——“斯人虽逝,没齿不忘”。我从儿时大家眼中的小神童,成长为当地戏曲团体的一名年轻的古筝演奏员,再到全国首届古筝艺术学术交流会上崭露头角,直至成为中国音乐学院的古筝教授、博导以及获得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和这次“民乐杰出演奏家”的殊荣,——一路走来,自感一生遇“贵人”无数,必须铭记和感恩:“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城市的灯光再亮,也无法驱散我内心的悲凉。如今那些破空而来、绝尘而去的故人不知所往,怎不叫人无限感伤!


1987年的春天,新年伊始,在河南省南阳市曲剧团工作的我随团来到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在忙碌的工作之余,我喜欢在清静处练习早功。一次,正练到尽兴处,一个刚打完太极拳的老人走来并好奇地问道:“小伙子,你哪儿人?怎么在这儿弹琴?”初来乍到的我人生地不熟,心里谨记着领导们的教导:在深圳,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过细看老人不像坏人,我就放下戒心应道:“我是河南南阳的,来深圳演出。”“那我们还是半个老乡,文革时我曾下放到南阳的茶庵劳动。这有我一张名片,这两天你有空的话可以来找我。”接过名片我十分诧异,这场不期而来的“神遇”改变了我的一生。


1986年在扬州举行的中国第一届古筝艺术学术交流会上,我有幸结交了很多古筝名家,香港的陈治国先生即是其中之一。得知我在深圳演出之后,陈先生带了不少学生专程由香港过来看我。我把自己的“神遇”告诉了陈先生。看过名片,陈先生十分惊喜,告诉我说:神遇之人就是板胡独奏曲《大起板》、民乐合奏曲《武术》的曲作者,同时也是影片《铁道游击队》主题曲《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的词作者——原上海民族乐团团长、国家一级作曲家何彬先生。随后,香港的陈老师就带我去拜访了何先生。何彬先生认真听过我的演奏后,不仅肯定了我新颖而又独特的演奏技法,而且也对我小小年纪就能对传统筝曲风格和神韵有较为精准的把握赞赏有加。同时,何先生给我指出了两条路:一是去上海民族乐团工作,二是去北京继续求学深造。经过慎重考虑,我选择了考学。何先生当即提笔为我写了推荐信,并安排我住在他家里,对我进行各方面的辅导。 


和何彬先生的相遇让我受益匪浅,对知识怀有强烈渴望的我,干脆辞了在南阳曲剧团的工作。拿着何彬老师写给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刘明源、王范地等民乐大师的推荐信,只身来到首都北京。听过我的演奏,专家们十分欣赏。刘明源老师后来还开玩笑地学起了《红灯记》中鸠山的话,“王中山的弹法是密电码,我们要拿回去研究研究”。早在1986年的全国第一届古筝艺术学术交流会上,我演奏的赵曼琴先生运用“快速指序”技法改编创作的《打虎上山》,轰动筝会,成为全国筝界瞩目的焦点。此手法当时在全国十分新颖,包括双手内带义甲、快速指序演奏等,在当时中国筝界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后来我被中国音乐学院录取。


吃水不忘打井人。在2000年上海举办的我的古筝独奏音乐会上,我盛情邀请了已经白发苍苍的恩师何彬先生。音乐会上我专门为何先生献上了一曲家乡的筝曲《苏武思乡》,我在弹奏时已经泣不成声,我拿着话筒对观众说:“对何彬老师,我没有什么好报答的,只能用自己的琴声来回报。感谢何彬老师用他宽阔的胸怀去包容不同的艺术,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民乐得以薪火相传、千秋万代的根本原因。”虽然何彬先生已经驾鹤西去许多年了,回忆起当时的片段,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感慨颇深。


王中山


河南南阳是中国曲艺之乡,六七岁的我就开始跟随曾在南阳市镇平曲剧团工作的老艺术家郭振基习艺。那时我刚接触古筝与演唱,尤其是演唱。众所周知,河南筝派依附的一个重要曲种就是大调曲子,河南曲剧的前身也是大调曲子,大调曲子的器乐部分则是板头曲。所以,学唱大调曲子似乎是每个习乐之人的必修科目。生于1915年的郭振基老师,早年在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林场,不过他的大调曲子唱得特别地道。至今我还能随口唱出儿时跟随郭老师学习的《访友》中的一段曲词:“新春已过,万景难夺。日月催人,周流如梭。叹世人何必苦奔波!春游芳草地,夏赏绿水波,秋饮黄花酒,冬吟白雪歌。似这种快乐逍遥随时过。哪管他争名去夺利,哪管他拜相来入阁。哪管他风云起干戈,哪管他谁胜谁强弱。我这里依山傍水来垂钓,独驾小舟隐居西河。”


郭振基先生一生热爱艺术,临终前还让家人用轮椅推着他到当年演唱过的剧场看了最后一眼,与自己钟爱一生的事业告别。我十分缅怀这位老师,曾专程去他的家乡为恩师立碑,每年的祭拜也忘不了给恩师烧上一些纸钱。


在已故去的恩师中,幼年跟随郭振基老师习唱的经历为我的演奏夯实了基础,何彬老师则为我的未来点亮了前进的方向,而对于我而言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书时的授业恩师李婉芬教授。在我的眼中,李老师是一个少有的内外兼修的心灵美女。


1986年的中国古筝学术交流会上初识李婉芬教授,后来我报考中国音乐学院也是因为她。回忆当初来北京考学的那段时间,至今令人难忘。当年我连个筝都没有带,身上只背了个黄挎包,没有亲朋的陪同,十多岁的小伙子单枪匹马来到了首都。站在北京火车站的出站口,举目无亲,形单影只。当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婉芬老师,拿着古筝艺术学术交流会上李老师留给我的电话,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我两手空空的去了李老师家里。结果到头来,李老师不仅热情接待了我,而且还留我吃了一顿炸酱面。


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公正无私,爱徒如子,身为中国音乐学院的知名教授,原文化部副部长吴雪的夫人,对于自己这么一个非亲非故的普通学生,不但没有嫌弃,而且十分照顾。李老师曾经把手伤过,为了能够继续弹琴,老师平时上课时必须带上手箍,坚持示范。李婉芬教授的人格魅力让我印象深刻,没有一点想象中专家的派头。她虽然是部长夫人,家里也有专车,但是她来大学上课时,经常是骑个单车或者坐着地铁就来了。平时在学校里吃饭也特别简单,自己带点香蕉和面包,一杯热水就够了,没有什么官太太的架子。在我的眼中,李老师非常敬业,对学生要求严格,在生活中却很平易近人,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


2001年李婉芬老师病逝。随后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的“王中山古筝师生音乐会”上,我以一曲古筝与交响乐协奏曲《望秦川》来回报生于秦川大地的恩师李婉芬教授。在这首由作曲家景建树先生和我共同创作的作品简介里,有这样一段话:“此曲根据陕西同州梆子音乐创作而成。音调悲怆而又深情,表现了浓浓的乡情与亲情,以及对过往旧事的无限怀念和哀思。——谨以此曲献给李婉芬老师。”


回顾这一生用“幸运”两个字来概括我,再合适不过了。我这一生是幸运的,除了故去的这几位前辈,早年还有许多帮助过我并值得我感念的恩师:比如在专业上给我以极大帮助的恩师赵曼琴等业界名家,比如徐守中、李吉昌、王震甲、贾宏玉等民间艺人。他们工作不同,经历不同,但却以同样的爱带给我无私的帮助。这些真情和亲情,构成了我教学中的重要内容。在教育学生的时候,我会把老师传授给我的一切正能量传递给他们。


“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作为一名为古筝呐喊的筝行者,我在筝鸣岁月中咀嚼着滋味、感悟着人生;笔尖上的琴者,指尖下的筝人,我将带着我的古筝情在追逐中国梦的道路上风雨兼程,一路前行。


我的中国梦——万丈红尘倚筝立


那是秦时明月,大汉豪杰,如虎如风的岁月。那是魏晋的风流,唐宋的繁华,颂传如李杜苏白的华章。如梦的华夏,记忆里耀眼的光芒。中国,一个梦想的国度,居世界之中,远百族而独秀,复旧日慷慨,观沧海横流,圆梦不惧梦远。有人说,中国梦是民族的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中国民族音乐人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国乐爱筝人,我的中国梦是:希望有一天,中国筝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超越钢琴这样的“洋乐”,重现大唐“奔车看牡丹,走马听秦筝”的胜景,让古筝之花开遍世界各地!反之,在中国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里,如果我们自己国人弹的乐器都是欧美的,说的都是外语,吃的都是洋餐,看的都是油画,听的都是歌剧,一切都失去了中国气象,那我们的中国人就真的千年梦碎、一睡不醒了。


如今90后、00后们对中国民族音乐感到陌生,东方民族的传统文化基因在慢慢消退。很多中国孩子大量地听流行音乐、西洋歌曲直接导致了 “中国耳朵”的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各种自己都说不清的紊乱的神经在支配情感。在我看来,这不是多元,而是迷失。这些迷失的年轻人是很少光顾中国艺术的,偶尔能在电视上看几眼戏曲、曲艺表演,已经是人中龙凤。演员在上面有滋有味地行腔做韵,年轻人却在底下窃笑不止,他们觉得这样“忸怩作态”很滑稽,因为他们根本不懂传统艺术。社会上很多电视、小品只把民乐用作悲惨场面的背景音乐,就连主流电影也很少使用民乐作为音乐表现手段。艺术院校也好不到哪儿去,即使古筝专业的学生也很少主动弹传统乐曲了。河南筝、潮州筝等地方音乐特有的音律上的微妙变化,在他们那已经被西方音乐成功改造的耳朵听来,简直是不堪忍受。不但如此,年轻一代的作曲家,也不屑于用中国传统的手法进行创作了,什么磨磨唧唧的揉按滑颤,哪有赋格和复调来得痛快!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都知道什么布兰妮、碧昂斯、阿黛尔和lady gaga,却对自己国家的传统音乐完全无视。——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古国,我们需要反思,难道我们的感官发生了变异,难道我们的文化已经断层?我们到底是哪儿被截获了?——如今每个从事中国传统艺术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丝难以叙说的悲凉,他们对未来充满彷徨。在这个摇摆不定的时代,人心浮躁,中国古筝将往何处去?


说实话,这些年古筝在中国民乐中普及工作还算是做得最好的,但这几百万人相对于全国十三亿人来说,真的就不算什么了,我们任重而道远。我认为首先要通过各方的力量加大宣传、培训、推广工作,踏踏实实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先让中国孩子“坐下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然后再以适当的方式“走出去”。试想,中国人都不喜欢自己的音乐,怎么能指望外国人欣赏呢?什么轰动世界、震惊维也纳、掀翻金色大厅,那样的走秀只不过是拿着国家资源观观风景、自欺欺人罢了!我去过不少国家,比较了解中国民乐在国际上的真正地位,说实话,和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影响力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必须从点滴做起。如果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能和谐发展并逐步得到西方认可和尊重,我想东方的思想和价值观也会影响到西方。正如欧洲人百多年来对中国所做的那样,我们也要有意识地影响和改造他们,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不是个民粹主义者,但我对自己国家千百年来留给世人的艺术瑰宝充满敬意,对于中国音乐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记得一个欧洲智者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随着乐风东渐,二十一世纪,我们会看到中国以它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中国音乐会越来越得到世人的尊重和理解。”我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王中山


中国民族音乐拥有数千年的发展史,古筝就有两千多年。正如古代《筝赋》所言:苞群声以作主,冠众乐而为师。移风易俗,混同人伦,莫有尚于筝者矣。——古筝何以有如此之魅力?一般人很容易联想到它那富于民族特色的造型、优美动听的音色、感人至深的民族情韵和丰富多彩的表现力。是的,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足够了。但从另外的层面来看,古筝存在的文化价值,还在于它浓缩地反映了近三千年来,中华文明的印迹,炎黄子孙对天地万物、对宇宙的理解,东方人独有的审美情趣以及对人间悲切、哀怨的感受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是华夏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多么希望中国的文化真正的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延展推动到世界各地,传递中国人固有的正能量。中国人以优秀的哲学和文化所形成的几千年的文明为自己生存的根基,我们不能数典忘祖,起码要厘清中国的基本历史和发展脉络,知道自己将往何处去,让国人变得更加自信和勇敢。


未来的中国音乐我希望仍然坚持以中国哲学为依托点,坚守自己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崇简尚朴,音和意清。“删繁就简三秋树,标新立异二月花”,以简为美的“简”不是简单,而是简练,讲究的是空灵和意境。音和意清的“和”是中国器乐文化的核心,讲究的是“弦、指、音、意”相“和”的大美意趣。中国音乐如此,中国绘画、书法亦然。东方人对天地万物的种种独有感受,和西方有着质的不同。不同人种、不同地域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深刻地影响着各自的艺术发展,正如东西方所选择的别样的生存方式一样。我们不能让中国的古筝艺术盲目地沿着西方所规定的道路前行,但也不能妄自尊大,要时刻环顾四周,虚心学习,认真思索,奋力前行。在发展道路上没必要和谁接轨,在艺术追求上更没必要向谁乞灵。我认为“借鉴”和“接轨”不是一个概念,“启示”和“乞灵”有着本质的不同,中国音乐所独有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品格绝对值得肯定。“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中国音乐文化几千年的传承和发展,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充足的历史底蕴和实力让我们对实现“乐风东渐”充满期待。我一直坚持中国古筝要走中国之路的观点,这条路是在中国哲学观、艺术观与审美价值引导下,借鉴世界的优秀音乐文化成果为我所用、为人类所用的古筝艺术发展必由之路。


古筝是中国民族音乐百花园中的奇葩,是一个被一缕阳光照到的幸运儿。它以数百万之众,成为乐中牡丹。虽然相比其他民族乐器,古筝暂时还没有生存上的危机和挑战,但“一枝独秀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我梦想未来的阳光能普照文艺百花园中的一草一木,在实现自己的古筝情和中国梦的同时,呼唤中国民族音乐的春天早日到来!



(新闻来源:“中国民乐”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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